提要

    为了进一步提升应对国际贸易冲突和冲击的能力，广东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显得十分急迫，这不仅是新形势下广东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更是广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高水平贸易体系，是相对于传统贸易方式、贸易结构等而言的，它是指由较高层次的贸易要素资源组合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贸易主导权、渠道控制权、市场定价权以及贸易结构较为合理、贸易拓展能力较强、渠道体系较为完整的贸易体系。它具有贸易效率高、贸易业态丰富、贸易模式先进、应对各类贸易冲击的适应和抵抗能力强等诸多特点。

    今年以来，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挑起贸易战，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对我国贸易、产业、市场、资本等各经济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广东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尤其猛烈而深远。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升应对国际贸易冲突和冲击的能力，广东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显得十分急迫，这不仅是新形势下广东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更是广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1.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对美贸易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的贸易摩擦。从表象上看，这场贸易摩擦是美国针对贸易顺差平衡而采取的干预行为，但本质上，是美国试图以贸易摩擦为突破口来打击、阻击、延缓中国构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体系的一次战略行动，其目的在于打断或迟滞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阻止中国产业升级、贸易升级和技术升级步伐，使中国难以向发达收入国家和现代化国家跨越。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只是这种阻击行动的一部分，但却对中国尤其是广东的贸易、产业、市场等都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同时也是第一贸易大省，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尤其是广东贸易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美贸易中，广东出口占比近20%，其中，机电、电气、手机、电脑、服装、玩具、鞋帽等主要出口商品的产地大多集中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东莞更是全国出口依存度最高的两个城市，都超过了70%。这些城市的出口贸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出口下滑幅度较大，2018年上半年，广东外出口19070.6亿元，同比下降3.3%。

    （二）对制造业的影响。在这轮中美贸易摩擦中，不仅中兴通讯、华为科技、比亚迪等科技型企业受到影响，而且相当一部分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家电、服装、玩具、鞋帽等日用工业品制造企业也受到影响。例如，广东省目前5000多家鞋厂，约三分之一就受到原材料及贸易订单影响而出现减产或业务下降。最新统计显示，2018年8月广东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这是广东省PMI指数连续29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之后，第一次下滑至荣枯线以下。据调查，导致这种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企业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新接订单数量还在继续收缩，企业的采购量也随之减少。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还对广东的市场、消费、金融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而且，调查表明，广东企业普遍对中美贸易摩擦还出现了积极应对、主动调整的新趋向。

    2.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的启示与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的必要性

    经过调研和观察，不难发现，相比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冲击而言，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然而，这种冲击和摩擦产生的短期及长远影响仍然不可小视，而且要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就目前的影响来看，我们从中引发一系列思考，并得到三点启示。

    （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越来越迫切。过去四十年，广东通过“三来一补，前店后厂”模式下的快速工业化模式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并在国内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然而，就经济体系的各构成要素和主要内容而言，无论是产业体系、贸易体系、资本体系，还是科技体系、服务体系、治理体系等，整体上都还比较粗糙，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大力加快建设和完善，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尤其是通过反复再造、重构、整合、优化等途径，不断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广东经济体系的生命力、竞争力以及柔韧性、灵活性、持久性，进一步增强面对各种国内外复杂环境变化以及各种国际贸易、产业、金融冲击摩擦时的自我调节能力。

   （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越来越迫切。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深深地打上了外资推动、出口导向、订单生产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加工贸易体系十分完善且根深蒂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既是一种广东经济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和动能。然而，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剧烈以及经济发展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广东经济培育和转换新动能就显得更为迫切，尤其是尽快构建内外联动的市场体系，扩大内需和内资比重，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导向性和支撑性作用。

    （三）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越来越迫切。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带给广东经济的最大启示。广东经济在长期的“前店后厂”模式以及加工贸易主导的生产体系下快速发展，导致各级政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招商引资，重出口加工，轻贸易流通”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都不是大问题，然而在工业化后期，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出现，“贸易流通滞后”瓶颈和短板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可以说，贸易流通能力弱于生产制造能力是广东经济目前最大的“短板”。其表现不仅体现为贸易体系较为落后以及贸易能力偏弱，而且更体现为“四缺”，即缺少自主贸易渠道和自主商品品牌，缺少贸易主导权、市场定价权和渠道话语权，缺少全球性贸易格局和贸易布局，缺少引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能力等。

    就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广东经济发展都已经到了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的关键阶段。从全国范围看，广东的产业体系、科技体系、金融体系等都处于全国前列，然而贸易体系却要弱得多。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生产了全国最多的家电、家具、服装、手机、电脑等工业品，但销售这些产品的贸易龙头企业几乎都不在广东。全国最大的连锁企业、专业市场、零售企业、电商平台等几乎都在浙江、北京、江苏等省，国内贸易渠道大多被浙商、苏商、京商主导（除沃尔玛等外资企业），它们与广东形成了新型“前店后厂”关系。

    更主要的是，表面上看，广东对外贸易规模全国最大，但过去一直以加工贸易为主，直到2016年才被一般贸易所超越。而加工贸易方式具有明显的低端、粗放等特点，它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贸易渠道主导权”的缺失和旁落。2017年广东对外贸易出口额为42186亿元，其中，第一出口对象为香港地区，出口额为11342亿元，约占25%，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广东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是由香港贸易商卖向全球的。第二出口对象才是美国，出口额约7320亿元，其中70%以上是机电、服装、家具、玩具、鞋类等商品，而它们绝大部分是外资贸易渠道商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贸易代理商出口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由广东贸易企业以贸易代理、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方式卖出的。

    总之，贸易方式和贸易体系落后直接导致贸易能力弱小，进而制约着其他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以及生产能力的转化，从而更容易受到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和伤害，因此，广东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就更显得急需和迫切。

    3.广东构建发展高水平贸易体系的重点难点与主要对策

    所谓高水平贸易体系，是相对于传统贸易方式、贸易结构等而言的，它是指由较高层次的贸易要素资源组合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贸易主导权、渠道控制权、市场定价权以及贸易结构较为合理、贸易拓展能力较强、渠道体系较为完整的贸易体系。它具有贸易效率高、贸易业态丰富、贸易模式先进、应对各类贸易冲击的适应和抵抗能力强等诸多特点。高水平贸易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导向性、支撑性、关键性组成部分。那么，广东如何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重点难点问题有哪些？主要对策措施何在？

    （一）以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统筹“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东要 “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当前条件下，能把“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串联在一起并抓住“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统筹决策的关节点，就是这里所提出的 “高水平贸易体系”，进一步说，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是广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着力点，也是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的主要抓手。总之，广东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是重要的突破口。

   （二）加快“贸易强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建设“贸易强国”，这无疑也是对广东建设“贸易强省”的战略指引。相对于科技强省、质量强省等战略来说，广东打造“贸易强省”更显得急迫，也更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没有高水平的贸易体系，即使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科研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卖、卖给谁”的难题没有解决，仍然无法转化为财富和价值，经济质量就无从保障；另一方面，从“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的跨越，也是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因为贸易流通在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引导生产、调节结构、繁荣市场等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如何建设“贸易强省”？一是要大力推进贸易流通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使贸易流通业真正上升到广东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先导性地位上来。要从政府中心工作和战略决策层面，高度重视广东贸易“大而不强”这一现实问题，并将它作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战略短板和瓶颈”去进行战略布局。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有步骤地推进贸易体系重构，实现广东贸易流通渠道体系的整体再造和系统变革；二是要推动贸易组织体系大变革，即培育一批优秀的贸易龙头企业。尤其是通过政府引导、资本运作等方式，通过整合资源，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参与到全球贸易渠道体系的战略竞争和布局中去，以提升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竞争的能级和水平。尤其是重新梳理广东省级政府的贸易平台，通过资本运作，使它们回归贸易核心业务上来；三是推动产业基础条件大变革，重点是动员各种资源，参与到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国内外贸易渠道体系建设，包括各类贸易节点、园区、枢纽建设；四是要推动广东贸易人才培养大变革，建设与广东第一大省相匹配的贸易人才培养体系。相比于理工科等学科，广东高校财经贸易人才的培养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与北京、上海、浙江等相比，相差较远。广东贸易人才奇缺，因此，尽快改善贸易人才的培养和生存环境，加快贸易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例如，千方百计支持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创建国内一流的财经贸易大学；五是要尽快制定“贸易强省”战略，要以充分发挥现有贸易优势为基础，以全面提升贸易能力为出发点，以提升“广东制造”的贸易主导权和市场定价权为目标，以浙江省和美国加州地区等贸易发达地区为赶超目标，以建设高水平贸易体系为主线，构建全面促进“贸易强省”建设的政策体系框架。

    （三）营造高水平贸易体系发展环境。受传统政绩观念、招商引资思维等影响，广东不少政府部门从战略上对广东贸易能力偏弱、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与经济发展需要不匹配等问题缺少足够重视，在投资建设、产业发展等决策过程中缺少“贸易思维”。这种战略和思维上的缺失，直接导致贸易发展环境不够好、贸易资源配置较少、贸易企业成长性弱、贸易人才短缺、贸易格局偏低、人才培养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导致对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与贸易流通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解不到位，这些问题也是当前广东构建高水平贸易体系面临的难点和挑战。因此，从思维理念、理论研究到政策实践，全面反思和重视贸易发展问题，使之与“贸易强省”战略相适应，也是广东经济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四）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着力点，全面推进高水平贸易体系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流通体系，同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粤港澳的贸易流通体系。香港的崛起和繁荣，既不是金融，也不是科技，而是贸易。香港在国际上最具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是其发达成熟的贸易枢纽体系和强大贸易流通能力。因此，广东以打造“贸易强省”为战略导向，以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高水平贸易体系建设，借以提升广东在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主导力，是广东经济未来几十年的战略使命和责任。

    （五）以高水平贸易体系为目标，深化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2015年以来，广东开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但为什么要进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到底要“试验”什么？战略重心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分歧。主要的分歧点就在于“贸易发展”在整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实际上，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成立的第一天，其最高战略和使命就是探索如何发展自由贸易，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只是，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究竟如何发展自由贸易，以及与广东经济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还缺少明确的共识。因此，明确以发展高水平贸易体系为目标，对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以互联网及新技术应用为抓手，全面提升贸易体系的等级和水平。在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大多最先应用于商贸流通领域，这也就是当前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慧物流等蓬勃发展的根源，这也是粤港澳能够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水平贸易体系的机遇和着力点。在这方面，广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全球布局、贸易主导权争夺等方面，还要在战略指引、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政策配套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教授，广东省重点智库华南商业智库理事长）